从梅特涅到俾斯麦看近代西方外交思想的转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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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梅特涅到俾斯麦看近代西方外交思想的转变纵览近代西方外交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西方外交在十九世纪中叶转到另一条规道上去了。学界一般将西方外交划分为两个时期:法式外交和美式外交。对此,我不敢苟同。这样一种分法只是在外交礼仪、外交形式上做文章,并没有深入到外交活动的指导思想层面。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外交思想转轨突出表现在梅特涅时代的告终和俾斯麦时代的开启。梅特涅战战兢兢地恪守教权,俾斯麦却明目张胆地追求王权;梅特涅坚决捍卫正统主义,俾斯麦却身体力行现实政治。两种不同的外交思想在此决斗,现实政治最终与正统政治分道扬镳,并最终成为行时思想,主导国际社会。现实政治并非俾斯麦的首创,而是公认地将现实政治的外交思想运用到极致。在此之前,思想家们就将“权力政治观”、“国家利益之上”等观念吵得沸沸扬扬,如马基雅维利,但是这种在当时看来相当激进的思想并没有受到当权者的垂青,只是一种纸面上的精神存在。随后的黎塞留作为一个枢机主教,冒天下之大不韪地与教权主义撕破了面孔,但是其走得还是有点唯唯诺诺。历史并没有在此分野,并不是因为黎塞留的决裂不够彻底,而是其后来人并没有将他的外交思想发扬光大,黎塞留只是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偶然,掀起了一股浪花,随后便被大海吞噬了。而俾斯麦不同,他高举现实政治的旗帜,并且后继有人,传承了他的衣钵。因此,我说近代西方外交思想在俾斯麦时代转了一个弯。既然在梅特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现实政治的曙光,为什么像梅特涅这样的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却没有为庞大腐朽的神圣罗马帝国注入一丝生机,而俾斯麦却走得这么毅然决然,这是最吸引我们的。“我真感到生不逢时,出世的不是太早了一些,就是太迟了一些。我自己感到百无一用。要是生得太早了一点,我还能分享早一代的乐趣;要是生得太晚一点,我就能对国家建设作出一些贡献;现在我却不得不在支撑这所虫蛀的大厦中了却我的残生”,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梅特涅的无奈,他并非没有觉察到革命的汹涌波涛,而是觉得封建主义的惯性太大了,凭他个人力挽狂澜,无法将奥地利送上实质上独占鳌头的地位。而俾斯麦不同,他肩负着德意志的统一、国家独立,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浪潮下,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革命”这一主题,本身就决定了他只能与传统的正统主义决裂,用全新的理念作为指导,否则这场革命就必将夭折于封建主义的鹰爪之下。俾斯麦的现实政治立足于现实,将他所要追求的目的分步骤、分阶段来实施,没有任何幻想和投机,踏踏实实,最终达到了原定目标。俾斯麦时代开辟了现实政治的道路,国际社会在俾斯麦的引导下更加成熟、务实、理性。俾斯麦出生于普鲁士勃兰登堡阿尔特马克雪恩豪森庄园一家大容克贵族世家,是十九世纪下半期国际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俾斯麦的主要功绩,一是他通过三次战争统一了德国,结束了德国四分五裂的状态;另外,则是他天才般的外交手腕支配着欧洲大陆外交格局的走向。其“外交手段的高明、眼界开阔、思想深远、在德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俾斯麦联盟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改写了欧洲格局,“一改以前中欧凹陷,边缘凸起的局势,在欧洲中心崛起了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普法战争结束后,俾斯麦开始建立他的联盟体系,将孤立法国作为其首要的目标。在推行孤立法国这一政策时,俾斯麦把注意力放在英国,俄国,奥匈帝国上,实行“联俄、亲奥、拉英,反法的外交策略”。英国有雄厚的工业经济基础,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占据了广阔的殖民地。英国认为,在欧洲大陆中应尽量避免卷入一切纠纷,自己的力量仅仅用来防止任何强国在欧洲大陆上取得优势地位,奉行“光辉孤立”政策。在普法战争后,德国可以与英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虽然法国战败,但在殖民地的角逐中,法国仍然是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需要保持同德国的良好关系。其次,英国在亚洲扩张计划同俄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英国想利用德国来牵制俄国。奥地利在普奥战争失败后,被迫与匈牙利贵族地主达成协议,将奥地利改组为二元制的奥匈帝国。此时的奥匈帝国对德国心存畏惧,积极推行同德国接近的政策,以便与德国合作,同俄国争夺巴尔干。联俄是俾斯麦大陆体系的核心。俾斯麦着重拉拢俄国。1873年5 月6 日,俄德签订了一份简单的军事协定,规定如果两帝国之一遭到一个欧洲国家的攻击,另一帝国应立即以二十万精锐部队予以援助。显然这是针对法国和英国的。俄国要求奥加入俄德新成立的军事协定,但奥国怕卷入对英的战争,草拟了一个很模糊的兴勃隆协定。1873 年10 月,威廉一世加入兴勃隆协定,三皇同盟成立。三皇同盟的成立使俄国能够全力以赴的在中亚应对英国,而德国也可以利用这个条约对法国进行侵略。但是,从签订条约之时,三皇同盟内部就矛盾重重。柏林会议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柏林会议是在俄土战争之后,欧洲列强召开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俾斯麦利用这一机会,力促柏林成为欧洲事务的中心,进一步孤立了法国。英国打击了俄国,俄国被迫放弃了部分胜利果实。柏林会议后,欧洲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俄奥关系破裂,因为奥国联合英国对俄国施加压力,迫使俄国放弃了建立大保加利亚的计划,俄对奥非常不满。二是俄德关系恶化,俄国认为在会议中,德国总是偏袒英、奥,致使俄国放弃胜利果实。这俄德关系迅速恶化。俄奥的破裂和俄德关系的恶化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三皇同盟名存实亡;二是促使德奥接近。面对三皇同盟名存实亡,俾斯麦采取进一步与奥接近的政策,奥同俄国在巴尔干的矛盾是其主要矛盾,恰在巴尔干问题上德国支持了他,因此,奥国也乐意同德国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1879年10月7日,德奥在维也纳正式缔结同盟条约。盟约规定缔约一方若遭到俄国的攻击,两国有义务已全部军力实行互助并不得单独媾和,若缔约一方遭到其他国家的进攻,另一方应持善意的中立。但如果进攻的国家得到俄国的支持,缔约双方应共同作战,直到共同缔结合约为止。德奥同盟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同盟。同盟的实质是如果俄奥发生战争,德国支持奥;如果德法发上战争,奥中立。但如果,俄国支持法国,奥要支持德国。因此,德奥同盟直接是针对俄国,间接又是针对法国的。俄奥缔结同盟,英国看到德国要成为反俄的主力,非常高兴。此时俄国认为,虽然自柏林会议后与德国关系不断恶化,但并没有发展到对抗的程度,俄国的主要矛盾还是英国,不应意气用事。德奥同盟形成虽然进一步恶化了俄德关系,但俾斯麦并没有放弃联俄的努力,因为俾斯麦认识到如果放弃联俄,就彻底毁掉了大陆体系最重要的一环。如果俄国与法国结盟,不仅不能实现孤立和打击法国的初衷,相反会使德国陷入两面受敌的处境。俄国要与德国改善关系的想法正与俾斯麦的心思吻合。1881年6 月,三皇同盟续约,主要内容是,当缔约国与第四个大国发生战争时,其他缔约国保持中立。三皇同盟的恢复,对德、奥、俄都有好处。对德国来说,保证了在未来的德法战争中俄、奥的干涉,排除了法俄同盟和德国两线作战的困境。三皇同盟条约签订十天后,奥匈同塞尔维亚签订同盟条约。由于法国出兵占领突尼斯,法意矛盾加深,意大利主动要求加入德奥同盟。1882 年5 月20 日,三国正式签订《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参加旨在反对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的同盟或协定;在法国进攻意大利时,德奥必须以全部的军力援助意大利;如果德国遭到法国的侵略,意大利负有同样的义务;缔约国之一在同其他任何一个大国(法国除外)发生战争时,缔约国另外两方必须对他们的同盟国采取善意的中立。三国同盟建立后,罗马尼亚又加入德奥同盟体系,德国进一步孤立了法国。三皇同盟、德奥同盟、三国同盟、奥塞同盟和奥罗同盟构成了俾斯麦的大陆体系。“俾斯麦的大陆体系和外交活动是列强错综复杂关系的反映,也是俾斯麦外交才干的充分体现”。二、俾斯麦联盟体系的调整1887 年后德法关系又趋于紧张,俾斯麦千方百计要把法国孤立起来。在俾斯麦促使下,1887 年2月12 日,英、意、奥签订了针对法国的《第一次地中海协定》,为了进一步孤立法国,加深三国同盟的团结,俾斯麦在1887 年2 月20 日,也就是八天后续订的三国同盟条约中,答应了意大利的两点要求,及意大利向北非扩张和在巴尔干问题上享有发言权。(转265 页)【摘要】“铁血宰相”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外交成就,俾斯麦利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实现了国家统一,并着手建立大陆联盟体系,改变了欧洲的国际关系格局。俾斯麦在政治舞台上施展的种种外交方法,也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重视和探索的东西。本文旨在探讨俾斯麦是如何运用外交手腕实现国家统一及构筑大陆体系。【关键词】俾斯麦大陆体系实用主义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8-0263-02论俾斯麦外交体系的形成、发展与解体610064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李寿晏理论研究263万方数据2010年第8期(接263 页)为了确保俄国的中立,俾斯麦承诺德国承认俄对于保加利亚有绝对的支配权而且允许俄国夺取海峡时保持中立,前提是在德法战争时,俄国保持中立。由于德奥同盟已经保证奥匈帝国于德法战争时保持中立,而这个条约又保证了俄国的中立,因此被称为《再保险条约》。《再保险条约》支持俄国向巴尔干和海峡方向发展,但这样明显会违背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利益。12 月12 日在,在俾斯麦支持下,《第二次地中海协定》签订,规定“维持东方现状”“不得对保加利亚干涉”,这样,俾斯麦在六月份给俄国的承诺在12 月份又假借英国之手拿了回来,这成为俾斯麦外交手腕登峰造极之作。这样,到了1887 年,所有的欧洲大国,在德国和法国发生战争时,要么会帮助德国,要么中立,法国被完全孤立了。三、俾斯麦联盟体系的瓦解所有这一切,在1888 年改变了。威廉一世去世后,威廉二世上台,他刚愎自用,同俾斯麦在内政尤其是外交上的矛盾越来越严重。1890 年俾斯麦被迫辞职。威廉二世拒绝续订《再保险条约》,俄国行动完全自由了,失去德国的保护后,俄国开始将法国作为他新的伙伴同盟,而这正是法国最想要的。1892 年8 月17日法俄签订了法俄军事协定。主要内容是:1、如果德国或意大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法国,俄国应用他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如果德国或奥匈帝国在德国支持下进攻俄国,法国应用他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2、如果三国同盟或组成三国同盟的国家之一动员了他的军队,法俄不需要任何事先的协议,应立即动员全部部队;3、法国用于对付俄国的军队为一百三十万,俄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七十或八十万。这样,俾斯麦用了20 年的时间阻止法俄接近的心血功亏一篑,法俄同盟的形成,标志着俾斯麦大陆体系彻底瓦解。四、结语和平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和19 世纪已经差别很大,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俾斯麦身上学到有意的经验和教训。首先,外交是国家权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俾斯麦将外交的因素发挥到极致,最大限度的维护了国家利益。汉斯·摩根索认为,“在构成国家权力的所有因素中,外交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他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摩根索形象的把决定国家权力的其他因素比喻为原料,而一个国家的外交质量是将这些不同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给予他们方向和重量,并通过给予他们一些实际权力而使他们沉睡的权力苏醒。其次,外交不仅仅是一手段,而且可以成为一门艺术。俾斯麦将自己的外交手腕发挥的淋漓尽致,构筑了一个复杂的模型。但我们应该看到,俾斯麦之所以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蛛网体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换句话说,俾斯麦的体系,也正是当时各个大国之间关系的体现。今天,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再是明火执仗的战争,而是依靠经济和科技的综合国力竞争。全球化、一体化趋势增强,各国相互依存变得更加紧密。依靠外交手段,实施纵横捭阖的伎俩去结盟和分化敌国已变得很不现实。最后,坚持真正的不结盟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最终要靠自身的国家实力。19 世纪后半期各国之间的联盟关系,不仅未能阻止战争,而且导致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维护国际利益,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浅析俾斯麦的外交政策 德国的统一破坏了欧洲的均势,促成了欧洲列强之间地位的急剧变化,导致欧洲的重心逐渐向柏林转移。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变引起邻国的焦虑和恐慌。深谙地缘政治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认识到,欧洲均势的任何改变都会激起列强的联合抵制。鉴此,俾斯麦从1871年接任帝国宰相到1890年被迫辞职的二十年间,自我节制,极力改变锋芒逼人的形象,以稳建温和的风格扮演维持现状的角色,稳定欧洲的秩序,缓和紧张局势。本文拟就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出台的背景,外交政策的目标、策略的演变、作用以及弱点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 军事力量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是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兴起的,因此,对欧洲的政治和外交格局的冲击格外严重。德国统一后,国势与日俱增,边缘地区的列强所感受的压力也随着日益加重,因而列强互相接近结盟对付新生德国的可能性也日渐增大。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缺乏稳定的外交基础,活动余地相当狭小。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的话,德国是天生被包围了的国家。俾斯麦对德国客观环境的局限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位于欧洲中部。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进攻的战线,而法国却只有一条东部的国界,俄国在西部的边界上有遭到进攻的可能。此外,根据世界历史整个发展情况,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容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注: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德国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1987,第168页。)俄国外交官彼得?舒瓦洛夫伯爵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俾斯麦因德国地位易受威胁而忧虑,不断受到敌对列强“结盟的恶梦”(注: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中译本),第二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的纠缠。克莱门斯显而易见,如何设法消除敌对同盟围堵的潜在危险,便成为俾斯麦外交政策的中心课题。 1870年,普鲁士在军事上战胜了法国,但是,翌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并未能与法国真正达成和解。德国吞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图在地理战略上削弱法国。从此,德法两国结下难解之仇。诚然,法国没有实力单枪匹马同德国再进行较量,但是,强烈的复仇心理驱使着法国随时准备着与任何同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因此,俾斯麦便失去了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回旋余地。 边缘地区的列强,除法国之外,有英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英国虽然受到强大而统一的德国兴起的影响,但毕竟不如法国和奥匈帝国那么直接。英国这个殖民帝国依然保持着工业、商业和海军的优势。它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密切注视着德国的动向。如果德国的作为超出英国容忍的限度,英国必定会联合欧陆列强制衡德国。 奥匈帝国是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受害者,实力较弱。俾斯麦基于外交战略考虑对奥匈帝国颇为重视。早在普法战争期间,俾斯麦就决意以“小德意志方案”统一德国,保留奥匈帝国。如果摧毁它组建“大德意志帝国”的话,几百万奥地利的天主教徒便成为公民,无疑会对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构成莫大的威胁。就是在这个“小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天主教势力业已强大到让俾斯麦难以对付,最后只得退让,中止了“文化斗争”。更何况外加这几百万天主教徒呢?再者,这个“大德意志帝国”必将夹在渴望复仇的法国和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之间,只得终日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保留奥匈帝国作为缓冲国,俾斯麦始终认为是意义重大的一项举措。19世纪后半期,欧洲列强竞相扩张。奥国没有强大的海军以进行海外殖民活动,便只好向东南面的巴尔干半岛伸展势力,因而与俄国发生严重的利害冲突。由于奥国对俄国持有强烈的戒惧之心,自然有与德国保持友善关系的愿望。 从战略的角度考虑,新统一的德国最大的威胁该是东邻俄国,因为普俄两国瓜分波兰之后,俄国可以从波兰边境有效地发动危及柏林的入侵。幸好普鲁士与俄国一直保持着友善关系,俄国在普法战争期间陈兵奥国边境支持普鲁士,两国皇帝的关系显得相当亲密。但是俄国首相哥尔查科夫看见俄国的保护国普鲁士从战火中一跃成为中欧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难免因妒忌而不满。毋庸置疑,毫无顾忌地追求国家利益的俄国,也是制衡德国越轨行为的举足轻重的力量。深谙地缘政治的俾斯麦,遵循维持现状的原则,为新统一的德国制定了明智而现实的外交方略:维护普丹战争和普法战争的成果;巩固并加强陆军优势的同时,尽力抑制因国势日隆而逐渐膨胀起来的扩张野心;再三声明德国在巴尔干半岛毫无利益可言,以减轻东翼强国的戒惧之心;强调指出“欧洲是俾斯麦本人的非洲”(注:F.S.Northedge and M.J.Grieve:A Hundrde Yea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uckworth,1971,P19.),1884年前,一直在海外殖民方面采取守势,并且竭力不在欧洲做出任何会引起英国对均势产生焦虑的行动,以避免与西翼强国英国发生冲突;竭尽全力削弱法国的结盟能力,千方百计在外交上孤立法国,以图杜绝任何法国结成反德同盟的可能性,维护住欧洲的和平局面,确保俾斯麦亲手缔造的统一的德国的生存与发展。 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将孤立法国作为首要目标。他认为,最理想的是德国始终能在欧洲五强之中三个强国的那一边。法国之外,德国可以在英、奥、俄三国中物色。英国仍在坚守光荣孤立、不肯结盟,因此,俾斯麦只好试探俄奥两国的意愿。奥地利与俄国狭路相逢,为争夺在巴尔干的优势地位而激烈争斗。再者,马札尔的民族主义与方兴未艾的斯拉夫民族意识日益针锋相对,奥地利和马札尔的贵族担心俄国所支持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传布会影响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族,危害帝国安全。奥国宁愿与德国结盟,却无意与俄联手;俄国也只愿与德国联盟。幸好巴尔干局势暂时平静,俾斯麦煞费周折,总算把俄奥撮合到一起,并且促成三国在1873年10月22日签订协议,组成了一个松散的“三帝同盟”。 协议签订之后,俄国和奥国围绕巴尔干的明争暗斗并未终止。随着沉寂一时的“东方问题”的凸现,俄奥两国的冲突愈演愈烈。俾斯麦苦心拼凑而成的三帝同盟便开始动摇。1875年7月,黑塞哥维那省的斯拉夫族基督徒无法忍受土耳其穆斯林统治者的起来反抗,并且很快蔓延到波斯尼亚省。这两省的起义引发了“东方问题”,顿时成为欧洲关注的焦点。最初,德、俄、奥三国协商,试图和平调处解决巴尔干问题,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因此,多次提出让土耳其实施改革的建议,以平息起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国在1876年5月联合拟定的《柏林备忘录》。英国强烈反对俄国代表欧洲列强处置君士坦丁堡,因而表示不赞同“备忘录”,并且下令皇家海军驶往东地中海,以示同情土耳其。土耳其的态度遂越发强硬。与此同时,巴尔干的民族独立运动持续高涨。1876年6月,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正式向土耳其开战。 俄国乘机开展外交活动,企图浑水摸鱼。俄国与奥国商谈,在同年7月共同达成了赖希施塔特秘密协定。同年秋,俄国建议奥国联合进攻土耳其,并威胁说,如果遭到拒绝,俄国将对奥宣战。奥国回绝了对方的建议。俄奥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俾斯麦不得不居间调停,表示俄国和奥国的强国地位应该维持不变。强调在东方问题上的中立立场时,俾斯麦警告说:如果奥匈的主权完整性受到危害,则德国必将出面保卫多瑙河君主国,对奥匈的致命伤害,德国是不能容忍的。(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7页。)俾斯麦与俄国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明示界限,以约束俄国的野心。 同年10月,塞尔维亚告急。31日,俄国决意单独行动,向土耳其提出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立即签订为期六周至两个月的停战协定。俄国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紧锣密鼓进行外交活动,以确保英奥两国保持中立。外交准备就绪后,俄国在1877年4月24日正式向土耳其宣战。俄军费九年二虎之力,终在翌年3月3日迫使土耳其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该条约规定建立大保加利亚国。其领土从黑海一直伸延到爱琴海,遥控土耳其的两个海峡。梅特涅和俾斯麦俄国军队在其境内驻扎两年。此外,并未明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归属问题。列强相信这个大保加利亚必会成为俄国的附庸。俄国必将假手控制住达达尼尔海峡,进而控制君士坦丁堡。该条约不仅会破坏巴尔干半岛的均势,而且会危及英国在近东的战略地位。因此,英奥两国扬言为推翻这一条约不惜一战。眼看三帝同盟濒临崩溃,一场欧战似乎即将爆发,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的俾斯麦才勉为其难地同意与东方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在1878年6月参加柏林会议。俄国心知肚明,若不妥协让步,克里米亚战争的惨剧必会重演。于是,俄国索性主动派人与英国私下协商以图尽可能多地保住既得的利益。5月30日,俄英两国签订协议。俄国放弃大保加利亚的图谋,同意将其一分为三,北部为保加利亚独立国,中部的东鲁米利亚成为土耳其帝国的自治省,马其顿则归还土耳其。英国又与奥国密约,保证支持奥国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此外,英国迫使土耳其签订条约获得对东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塞普路斯的占领权和行政管辖权。1878年6月13日,柏林会议正式召开,俾斯麦开始“扮演一个真正想把生意做成功的诚实的掮客”(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0页。)。在谈判出现危机时,“诚实的掮客”俾斯麦不惜以牺牲病夫土耳其的利益和巴尔干的民族独立复兴事业为代价,解决了这场欧洲危机,暂时维持了巴尔干的均势。 俄国尽管重新获得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地,但是,因圣斯特法诺条约受挫感到屈辱,对俾斯麦怨恨不已。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认为,柏林会议是个“俾斯麦侯爵领导下的欧洲反俄联明”(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页。)。此后促使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事件不一而足。国际边界委员会中两国外交人员的磨擦,德国采取的对俄国进口牲畜的检疫措施、对进口谷物的征税等事件,犹如火上加油。1879年8月15日,沙皇在给威廉一世的私人信件中抱怨德国人对俄国人采取“系统的敌对行动”(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4页。)。至此,德、俄两国的关系空前恶化,俾斯麦苦心经营的“三帝同盟”便寿终正寝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柏林会议后,亲德的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安德拉西的地位日渐不稳,准备辞职。安德拉西下台后,奥国政府是否能够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尚不可知。因此,俾斯麦便迫不急待地同安德拉西协商,并在1879年10月7日两国签订了一项针对俄国的防御性秘密条约。奥国从自身安全考虑宁愿德国采取反俄策略,而俾斯麦另有一番盘算。他的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始终是孤立法国,所以他并不想采取与俄国对抗的策略,尽管俄国深受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而变得不那么可靠。他想借助德奥两国的同盟关系强化德国与俄国重新修好的有利地位,并且打算以德奥同盟为基础扩大联盟体系。正如柏林会议所表明的那样,眼下,柏林已经成为欧洲事务的中心。俾斯麦已经清楚地觉察到,强势的德国对欧洲的均势的压力与日俱增,必会引起列强的焦虑不安。他也认识到,与俄奥结盟的传统的外交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欧洲形势的急剧变化。若不及时改变外交战略,德国就有可能被孤立,列强联盟对付德国的恶梦很可能变成现实。因此,俾斯麦决意就形势的变迁调整外交政策,试图营造出这样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局面,在这种局势下,所有强国除法国外全都需要我们;利用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可尽最大的可能阻止它们结成联盟来反对我们”(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9页。)。显而易见,德奥两国同盟只是施行新战略的第一个关键性的步骤。俾斯麦运筹帷幄,巧妙地以德奥同盟为纲开始编织繁复的联盟体系。1879年可以视为俾斯麦外交战略转变的关键年。 俾斯麦所采取的德奥结盟这一果断的外交步骤,不但解决了德国在柏林会议后所面临的困境,而且促使俄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外交空间如何窄小。处于孤立窘况的俄国难免惶恐不安。英国在东方问题上和亚洲扩张方面是俄国的宿敌,而共和制的法国国力尚弱,并非可资抗衡的援手。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现实,俄国开始回心转意。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早在1879年9月向德国表示愿意让步。他向威廉一世保证,他完全可以理解德国需要同哈布斯堡君主国保持良好关系。他还指示俄驻柏林大使沙布罗夫“通过与德缔结协议为俄国取得必要的支持”(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7页。)。最初俄国希望缔结一项单纯的双边协定。10月,俾斯麦建议重建三帝同盟,俄国后来表示同意。奥国并不想同俄国和解,宁肯与英国联手。但是,格莱斯顿对奥国并无好感。因此,奥国只得打消联英的念头,转而与俄国缓合关系。至此,俾斯麦复活三帝同盟的时机渐趋成熟。俄奥两国经过长时间谈判达成双方在对东方利益的妥协之后,终于在1881年6月18日与德国共同签订了一项秘密的中立协定。通过这一中立协定,德国与法国发生战争时,可以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俄英两国发生战争时,俄国也可避免克里米亚战争时的悲剧重演。俾斯麦将两个邻国重新羁縻在同盟之中以免它们采取冒险政策,从而缓解潜在的危机,避免干扰德国的外交战略。由于巴尔干的局势暂时平静,这个为期三年的协定在1884年3月又延续了三年。然而俄奥两国的敌对情绪依然持续着,俾斯麦深知维系“三帝同盟”的纤细的线绳很难经受住巴尔干再次危机的星火。当意大利主动向德国靠扰的时候,俾斯麦便把绕线杆转向了南方。 意大利是普法战争的受惠者。1870年,意大利利用法国兵败之机战领罗马,最后完成了统一。这个新统一的意大利与奥国争夺亚德里亚海域和阿尔巴尼亚的优势地位,而且渴望从奥国手中收复特兰托和的里雅斯特这两个意大利居民地区,因而意奥两国互相忌恨,勾心斗角。1881年,法国在英德两国的默许下占领突尼斯,导致意大利与法国的矛盾急剧恶化。俾斯麦该算法意两国交恶的正凶,因为他鼓励法国争占突尼斯,进而扩大非洲的殖民地,以转移法国对中欧的注意力,更主要的是让法国卷入与意大利尤其是与英国的对立争斗。俾斯麦投其所欲以昏其志,果然见效。法国从此便成为意大利的仇敌。意大利索性主动与奥国和解,进而在1882年5月20日与德奥两国缔结了针对法国的三国同盟。 此外,奥国在1881年6月28日与塞尔维亚签订一项条约。罗马尼亚在1883年10月通过一项秘密条约,与德奥两国又组成了一个三国同盟。如此一来,以柏林为中心的欧洲联盟体系大体形成。俾斯麦巧妙地操控着互相抵触的几个同盟,并设法在灵活的运作过程中抵消固有的矛盾,成功地维持了俄国和奥国这对如此敌对的盟国对柏林的向心力,从而保障了德国外交的弹性。他凭借这一繁复联盟体系既维持了欧洲的均势,又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法国,有效地防止了反德敌对同盟的出现。 俾斯麦在柏林会议上无视巴尔干各族人民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独立的愿望,想把他们当成“偷羊人”一样轻易打发掉,企图求得列强之间相安无事。结果却适得其反,埋下了仇恨的火药。1885年东鲁米利亚的保加利亚人起义驱逐了土耳其的总督,宣布东鲁米利亚和保加利亚合并成为大保加利亚国。这个事件立刻又引爆了一场欧洲危机,最后导致三帝同盟难以为继。 大保加利亚国的出现本是俄国多年渴望实现的宿愿。可是,时过境迁,俄国沙皇倒以维护柏林条约有关条款为由,竭力反对合并,主张让东鲁米利亚仍由土耳其管辖。塞尔维亚见保加利亚处于军事涣散状态,轻率进兵保加利亚,不料被保加利亚的军队挫败。奥国见事不妙,未与俄国协商便出面干涉并强迫双方签订和约以维持现状。俄奥之间的对立便再次激化,三帝国同盟面临崩溃。就在俄奥两国因保加利亚危机彻底反目,三帝同盟已土崩瓦解之际,俾斯麦仍不甘心。他在1886年的圣诞节前夕还在强调说:“只要还有一根线,我们就要把三帝同盟织下去。”(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8页。)他眼见绕线杆确实空荡荡的了,才无可奈何地放弃续编三帝同盟的念头。但是他不能听任陷入孤立的俄国自行其事,否则它迟早会与法国结盟。俄国境内的泛斯拉夫思潮不容忽视,而法国布朗热派所代表的复仇雪耻的热潮尤其可畏。为了防止俄法两条战线的危险,德国不能与俄国疏远。深谋远虑的俾斯麦一方面设法以德国双边联盟代替三帝同盟,另一方面伺机拉拢英国,筹划第一次地中海协定。 俄国因保加利亚危机与奥英两国关系恶化,不愿继续与维也纳合作,宁愿加强同德国的双边关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认为,“德俄两国如能紧密联合,可使一切事物秩序井然,可保天下太平安定,可以防止革命,可以共同主宰全世界。不幸的是奥地利阻碍了我们两国合作。”(注: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3页。)俄德两国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有意密切双边关系,一拍即合。双方便在1887年6月18日郑重签订了“再保险条约”。再保险条约和德奥两国同盟条约都没有对进攻作任何严格明确的定义,俾斯麦想把解释权留给自己。然而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对盟约或协定的观念。俾斯麦认为,国际秩序的稳定依赖众多权力元素的相互运作,因而他把外交视为流动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他而言,他所签订的盟约或协定是可以变动的。此外,他也在奉行黎塞留的主张,即“手段必须配合目的”。防止法俄接近是当务之急,所以他乐于为此目的耍外交手腕。俾斯麦还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占有绝对优势的合法性并保证反对亚历山大?冯?巴滕贝格重新起用为保加利亚的君主。沙皇如果认为有必要负责保卫黑海入口以维护帝国的咽喉要道时,德国有义务在道义上和外交上给予协助。俾斯麦素来善于用左手的独立活动收回右手所作的承诺。早在他和俄国谈判两国密切双边关系时,已授意让意大利在1887年3月12日与英国签订第一次地中海协定,旨在维护地中海和黑海的现状。3月24日奥国加入这个协定,目的是维护地中海、亚德里亚海、爱琴海和黑海的现状。5月,西班牙在重新与意大利缔结旨在维持地中海现状的协定。通过这一系列协定,俾斯麦已经把外交体系编织到西方。为了不履行在保加利亚问题和海峡支持俄国的承诺,俾斯麦便利用了奥国和意大利这两个盟国与英国在12月12日签订了第二次地中海协定。条约规定,“维持以条约为根据的东方现状”,“不得对保加利亚进行干涉以便在保加利亚建立外国行政”。如此一来,俄国无法在保加利亚或海峡采取有力行动以获取俾斯麦所许诺的空头支票。 俾斯麦的海外殖民活动始终是以欧洲形势为转移的。1884年前后,英国与俄法两国的关系极度紧张,俾斯麦伺机在西南非和东非攫取大量土地。1885年,英国与俄法两国的紧张关系稍有松弛,俾斯麦便停止推行积极的殖民政策,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1888年12月5日,他曾对非洲问题专家欧根?沃尔夫说:“您的非洲地图的确是很美的,可是我的非洲地图在欧洲。这里是俄国,这里是法国,而我们在当中,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71页。)德国夹在深受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而变得越发不安分的俄国和已从普法战争的创伤恢复起来而羽丰毛满的法国之中,况且两国又很有可能接近。因此,俾斯麦断然采取明智的自制政策,不敢作“全球政策”的非分之想。正如他在1887年1月20日的第一次国会演说中所表明的那样,德国所应采取的政策是自我克制。“每个想在自己的利益范围之外对其它国家的政策施加压力或影响、并想领导这些事物的大国,在上帝指定给它的地区之外进行冒险,奉行强权政策,而不是利益政策,经营自己的威望。这个我们是不会去做的……”(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0页。)三 俾斯麦筹建而成的欧洲外交体系,可谓是他的外交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个庞大的外交体系确实在客观上维持了欧洲列强间的均势,维护了欧洲的秩序,稳定了欧洲的和平局面。然而,与其说是俾斯麦蓄意为维持欧洲均势而精心编织这个错综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体系,不如说他明智地变通他一贯奉行的现实政治,不得不主动构建联盟,以延迟甚至化解柏林会议后诡谲多变的情势中所隐现的列强结盟围堵德国的危险。俾斯麦是主张现实政治的外交大师。施加压力以改变均势本是他的拿手好戏,而以结盟来维持欧洲列强间的均势绝非他的初衷。俾斯麦在“经典电文”中所主张的是静观其变,待价而沽。他竭力避免结盟,力求最大的活动自由,争取比对手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显而易见,俾斯麦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改变策略,设法建立外交体系。虽然这个外交体系在他在位期间有效地防止了反德同盟的出现,但是,这个外交体系包括联盟和反联盟,交叉重叠,错综复杂,况且各个联盟的意向半保密半公开,若明若暗,惹得参与国家彼此猜忌,致使体系内蕴含危机,难以持续。 再保险条约签订不久,德俄关系一度恶化。德国的多数外交家与军界上层估计俄法同盟不久即将出现。毛奇便制定了先发制人的战争计划,以压服俄国。俾斯麦得知后断然制止。只要德国和法国的敌对状态与俄国和英国的敌对状态存在一天,德俄两国就有共同利益可资寻求,就有彼此依赖之处。俾斯麦对其中的奥妙洞若观火。因此,当1890年2月10日俄国建议延长再保险条约时,俾斯麦仍有诚意与俄国谈判续签事宜。 在德俄关系一度恶化之际,俾斯麦曾经试探英国对缔结针对法国的公开的英德防御同盟意向,但遭到英国婉言拒绝。他在1889年6月21日颇有感触地说:“人们必须等待英国采取主动,必须等待英国需要我们的时刻,迄今为止,如果要保住和平,我们就需要英国。”(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中译本),第三卷(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0页。)俾斯麦深知,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均势造成极大压力的欧陆第一强国,比任何时候都有更需要英国的友好,当然也需要俄国的亲善。在两条战线的梦魇很可能成为现实的危急情势下,尤其要有耐心,静观其变,以防微杜渐。不料,在这关键时刻,俾斯麦在1890年3月20日被威廉二世解职了。 综观这二十年间俾斯麦依据现实政治原则,审时度势,调整外交策略,成功地建立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欧洲外交体系,有效地防止了反德同盟的出现。俾斯麦外交之所以取得成功,固然与他高超的谋略手段与娴熟的外交手腕淋漓尽致的发挥有重大关系,但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是俾斯麦根据对欧洲地缘政治的深刻认识为强大的德国所制定的自制政策。始终一贯的高度的自我节制是强势的德国参与欧洲均势政治运行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审慎协调与东西两翼强国——俄国和英国关系不可或缺的前提。俾斯麦彻悟地缘政治之道,明智地躬行自制政策,巧妙地利用俄英两国的敌对关系,审慎而灵活地与他们周旋,设法既以结盟方式羁縻俄国,同时又不与英国失和,终于如愿以偿地孤立了法国并避免反德同盟的梦魇成为现实。然而,俾斯麦的后继人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反俾斯麦的自制政策而行之,推行全球政策。他们妄图凭藉赤裸裸的实力,争做欧洲外交的铁槌,先后驱迫俄英两国与法国结盟,以至于最后沦落为挨打的铁砧。梅特涅体系与俾斯麦体系孔博19世纪以来,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各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维持各自的既得利益,防止欧洲均势受到战争的威胁,确保欧洲稳定。肩负着这一使命,欧洲各国政治家纷纷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他们费尽心机地编织了各种体系,进行了各种尝试,其中效果最为显著的是“梅特涅体系(即维也纳体系)和俾斯麦外交体系。 “梅特涅体系”的成功之处在于维持了1815-1854年间长达40年的欧洲和平,而俾斯麦体系的贡献在于它使得“在1913年以前欧洲没有改变过一条疆界;在1912年以前,欧洲没有打过一枪,除了两次微不足道的流产战争(即1885年塞尔维亚同保加利亚的战争及1897年土耳其同希腊的战争)” ①。读者必定会对梅特涅和俾斯麦两位大外交家油然产生一种叹服,并急于揭开这两个体系的神秘面纱。为此本文试图对这两个体系进行比较,以一览庐山真面目。 首先,从“梅特涅体系”和俾斯麦体系的建立来看,两者都与法国有着不解之缘。欧洲列强对于法国革命运动的仇恨以及对欧洲大陆封建统治被替代的憎恶丝毫不逊于它们对“科西嘉岛怪物”的恐怖。因此,当1814年拿破仑帝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大大小小的帝王们立刻在维也纳开了一次大会,以便分配赃物和奖金,并商讨能把革命形势恢复到什么程度” ②。“梅特涅体系”所面临的核心任务就是巩固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防止法国东山再起;恢复欧洲大陆的封建统治,阻止法国发生新的革命运动。尽管法国通过外交手段在维也纳会议上与英、俄、普、奥欧洲四强处于平等地位,但不可否认“梅特涅体系”主要是朝西看:它主要是针对由法国激发起来的革命运动。同样地,俾斯麦编织的外交体系与法国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法兰克福条约签订后,法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上都受到严重削弱,法兰西第二帝国土崩瓦解,法国成为欧洲一个较弱的国家。《法兰克福和约》在法德关系中种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德军驻扎在法国边境,加剧了法国人对德国人的仇恨。民族矛盾大大超过阶级矛盾,法国从上到下都想复仇。法国寻求一切与俄、英、奥结盟的机会,竭力收复失地,报战败之仇。普法战争后法国的复仇情绪使得德国坐卧不安。俾斯麦为了防止法国复仇,在实现法德友好不现实的前提下,转而实行孤立法国,编织外交体系的做法。但是与“梅特涅体系”一样,俾斯麦体系也面临两方面的危险:一方面是俄奥之间巴尔干的战争,另一方面是法国扭转败局的尝试。所不同的只是,俾斯麦体系的重点防范对像在东方,即只要俄奥不发生战争,法国复仇并不足惧。 其次,“梅特涅体系”和俾斯麦体系都是由一个关键人物策划建立的,但是两个体系所建立的原则却不尽相同。梅特涅认为要想求得欧洲稳定,必须实行“正统主义原则”和“均势原则”,即必须恢复欧洲各国合法的正统王位统治,必须民族与自由运动,同时必须确保欧洲均势,不使一国过分地被削弱,也不允许一国过分地强大,因此“梅特涅体系”中列强尽可能平均调整各自瓜分的人口、领土和资源,梅特涅用奥地利在意大利所得,普鲁士在莱茵兰的既得利益来平衡俄国在波兰所得,在低地国家则把比利时并入荷兰作列强之间的缓冲地带,德国则仍然保持分裂状态,法国也没有遭到过分削弱。但是俾斯麦却无视梅特涅的信条,他认为国际关系全凭实力决定,强者控制全局。俾斯麦曾在说明他的政策时说“任何人都不应当忽视充当欧洲棋盘上三者之一的重要性。”“只要世界仍由五大国组成的不稳定体系主宰着,所有的政治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公式:成为三大国中的一个”。 在英法俄德奥五国中,法国对德国怀有深仇大恨,英国实行“光辉孤立”的政策不可能参加结盟,俄奥之间利益有纠葛,立场摇摆不定。德国要想孤立法国,防止法国复仇,组成五国中的三国多数,唯有同时和俄奥结盟。而要使俄奥之间不发生战争,德国必须操纵均势,利用有效的影响力缓解交锋各方的诉求。两种不同的信条导致了“梅特涅体系”与俾斯麦体系的结构大相径庭。 “梅特涅体系”的内部结构与俾斯麦外交体系的内部结构相比多了一种内部的共识而少了一种相互的猜忌,但就结构本身而言后者则更加复杂。下面两个结构图清晰地显示了这两个体系的构成状况。 表1描绘的是“梅特涅体系”的内部结构,其中大框架代表着五国所达成的共识即为维护“正统主义原则”和“均势原则”五大国实行欧洲协调,共同巩固拿破仑战争的胜利,民族和自由运动,防止新的革命运动的发生。俄、普、奥组成的小框架代表三国组成的“神圣同盟”体系,英法组成的小框架则表示“四国同盟”中英法达成的协议,箭头代表着“梅特涅体系”内部相互合作,相互影响的关系。 表2描绘的是俾斯麦外交体系的内部结构,与“梅特涅体系”不同的是法国被孤立在俾斯麦编织的关系网外面,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且俾斯麦外交体系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梅特涅体系”这是俾斯麦体系的高明之处,但也恰恰是其脆弱之处。俾斯麦外交体系是由1879年的德奥同盟,1881年的三皇同盟,1882年的德奥意同盟,1887年英意奥两次地中海协定,1887年德俄“再保险条约”以及1881年奥塞条约,1883年德奥罗同盟,1887年意大利与西班牙关于地中海协定的换文编织而成的又可怕又复杂的外交网。但是,俾斯麦外交体系的核心;“三皇同盟”和“三国同盟”却是直接矛盾的。前者是以奥俄合作为基础的,而后者则是为奥俄战争准备条件。前者是一个反英联合,如它的条款中 不让英国舰船进入海峡所示,后者不是专门对付英国的,而且奥匈和意大利都最终希望从它得到支持。1887年英意奥两个地中海协定使奥匈和意大利如愿以偿,并使德国和英国联系起来。第一个地中海协定是针对法国的,第二个地中海协定主 要针对俄国,但俄德“再保险条约”中德以友好姿态对待俄国,俾斯麦在“再保险条约”中玩弄了骗局。由此(下转第4页)简评“文明冲突论”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作为一名理论学习者,客观全面地评价理论和观点,找出其中合理部分,分析并批判其悖论,对于学好理论和丰富自己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合理部分,笔者认为,任何理论要想站住脚都必须有其合理的一面。“文明冲突论”的合理成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从观察问题的角度来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撇开其他方面,单从观察的角度来看,就为认识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式。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从文明(文化)角度来观察世界政治变化发展规律的人,但他显然是第一个将此理论化、系统化,并比较详尽阐述的人。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以国家和实力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模式迫切需要更新,而他提出从文明的角度重新观察和分析世界政治就是要填补冷战后世界政治理论模式的空白。用王逸舟的话说,“亨廷顿的文章确有过人一肩之处,开国际政治的大文化研究之先河”。 “文明冲突论”不仅固其自身理论模式方面有所创新而具有一定合理性,在其自身理论的阐述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亨廷顿为文明所下的定义及他认为文明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定义中,亨廷顿没有把文胆作为一种单纯的精神概念,而是突出了文明的实体性和现实性,他坚持认为“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从而为自己以后关于文明及文明的发展的论述铺平了道路。2 、亨廷顿提出了冷战后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客观地反映了当前世界政治格局的现实。冷战的结束并未带来“历史的终结”,亨廷顿尖锐地指出冷战结束后世界存在着“八大文明”,并未如西方一些学者所言出现了“西方的胜利”,他并不认为存在着 “普世文明”,而坚持认为不同文明将长期共存和相互影响。3、虽然亨廷顿得出了“文明的冲突将主宰未来世界”这一并不正确的结论,但他在论述这一结论中提出的六点理由却不乏有合理之处,如他认为“文明的差异实际存在;世界的距离在缩小,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民族国家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功能正在全球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进程的作用下日益受到削弱;西方以其独特的双重作用剌激了其他地区文明的发展;文化特点和差别不象政治和经济特点那样容易被冲淡和消除;经济地区化进程在蓬勃发展”等。 “文明冲突论”总体上说是悖论大于合理成分,特别是作者仿佛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其他文明,带着一种溢于言表的莫名的天生恐惧,对其他文明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对立和差异妄加猜疑、指责和评论,这不可避免地使作者的观点中含有许多不合理及自相矛盾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亨廷顿孤立地看待文明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将文明的冲突无限提高,忽略或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他把一切冲突均归结于文明的碰撞,从而无限扩大了文明的定义,使文明成为国家、民族和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特征的唯一代名词,因而与他自身为文明所下定义相冲突。他无限提高文明冲突的覆盖面,使文明不仅包括有意义的实体,还包括许多诸如意识形态等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第二,亨廷顿对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的分析有可取之处,但他得出的结论——冲突不可避免却是过于极端。他看出了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的多极化趋势,一方面认为文明冲突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即断层线冲突和核心冲突,另一方面却认为文明冲突的避免有赖于多元文明性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从文明多元化性质得出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一认为多元文明最终会导致冲突不可避免,因此他呼吁西方文明团结一致对付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二则认为多元文明会避免文明冲突。在这里,亨廷顿显然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怪圈,他既想客观地指出文明多元性最终会导致冲突,但又将避免冲突的希望反过来又重新寄托于导致冲突的原因——多元文明性质,从而使其自身理论体系出现了一个漏洞。 第三,亨廷顿仍未摆脱西方传统世界政治理论中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这就与他写作本书及提出该观点的意图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初衷是要以一种根本不同于传统理论模式的新角度来观察、理解和分析冷战后时代的国际政治,但从他所提出的文明的划分及文明冲突的边缘线,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地缘政治色彩,只不过将地缘政治中传统的国家利益标准改头换面成所谓的“文明差异”。 第四,虽然亨廷顿自己强调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但在其具体论述中却不自觉地将文明扩展成包括精神和物质的“杂烩”,并以这样的拼盘作为国际冲突的唯一 本原而否认其他事实存在并发生作用的因素,这样就与我们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国际政治变化及其规律的原则相悖。综上所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为一种观点,一种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发展中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在理论学习中,对西方学者的理论学说不应盲目拿来,而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其悖论,(上接第2页)可见,在俾斯麦外交体系中,俾斯麦像魔术师玩把戏一样变来变去,他与盟国之间不是为了真正意义的合作,而是为了控制盟国从而控制整个欧洲局势。最后,“梅特涅体系”由于建立在“自由与民族运动,防止新革命爆发”这样一个火山口上,这一体系在欧洲革命的风暴面前苍白无力而寿终正寝。而俾斯麦体系则由于其复杂性和脆弱性,在俾斯麦下台后法俄同盟建立便分崩离析了,无论其结构如何精美也难逃厄运。虽然两个体系都经受了相同的命运,但却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梅特涅体系”之后,德国放弃均势思想开始争夺欧洲霸权,而俾斯麦体系之后,德国放弃了节制的作法,开始争夺世界霸权。梅特涅使德国不满足于现状,而俾斯麦则给德国留下了光荣和灾难。浅谈梅特涅的均势外交摘要:梅特涅的均势外交借建构和维持欧洲“五强均势”格局,不仅恢复了奥地利在欧洲的强国地位,而且使战乱的欧洲长期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为欧洲顺利完成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提供了安全保证。同时,他的均势外交也有很多消极影响。本文将分析梅特涅均势外交的形成,特点影响以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关键词:奥地利;梅特涅;均势外交一、梅特涅均势外交思想的形成梅特涅出生于德意志西部莱茵区的一个封建官僚贵族家庭。1789年梅特涅进入斯特拉斯保大学学习。在那里,梅特涅深受柯赫教授观点的影响,认为随着民族独立国家权力的不断增长,国际法已成为维持均势局面的一种平衡力量。之后他又接受历史学教授福格特关于各主权国家之间采取实力平衡政策的理论,信奉福格特用调和折衷手段缓和社会矛盾以维护贵族地位的主张。福格特用历史事实和政治理论使柯赫那种稳健的合法主义增添了新的气息, 提出了关于欧洲新实力均衡思想和维护调和折中的贵族政治思想。1792年10月, 法国革命军占领美茵茨,梅特涅随父亲避到英国。在那里, 他结识了政治活动家埃德蒙?伯克,梅特涅十分欣赏伯克关于法国革命破坏了欧洲正统秩序和社会力量均衡的反动观点,欣赏英国的均势外交,认定实践均势理论会给地处中欧的奥地利帝国带来益处。 1795年9月,梅特涅与爱丽诺?考尼特斯女伯爵结婚,这个婚姻给予梅特涅跻身于奥国上层贵族社会的机缘,并且得以接近奥皇法兰西斯一世,等待施展其均势外交谋略的机遇。至此,梅特涅的均势思想基本形成。二、梅特涅均势外交思想的实践1809年,梅特涅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当时的欧洲大陆处在动荡之中。拿破仑掌权的法兰西帝国正在积极地图谋称霸欧洲,对奥地利西部造成巨大威胁;亚历山大一世统治下的沙皇俄国对东欧和近东地区垂涎三尺,给奥地利东部造成很大压力。在奥地利北部,好战的普鲁士正在迅速崛起。而奥地利国内,统治阶级日益腐败,国力衰微。无论哪个强邻,奥地利都没法单独对抗,加上欧洲各国的革命,使奥地利的封建统治面临灭顶之灾。梅特涅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环境下登上了政治舞台。他纵横捭阖,施展灵活的外交手腕,运用其敏锐的判断力和出众的外交才能,周旋于欧洲大国之间,寻求国际力量的平衡,从而维护和扩大 梅特涅要使奥地利摆脱被法国奴役之危机。1810年,梅特涅任外交大臣的第一件杰作就是以“联姻代替战争”,仅花六周的时间就促成拿破仑与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的婚事,实现与法国结盟。奥地利因此获得短期喘息机会, 保存了军事力量。同时,梅特涅又又暗中与东方大国沙俄联系,力图借助沙俄力量求得欧洲的实力均衡,减轻法国对奥地利压力。当拿破仑撕毁《提尔西特和约》,法俄关系日趋恶化时,采取两面手法进一步促使俄法争斗。他一方面假称积极支持法国,派出三万多奥利地军队,一面又向俄国秘密保证 “给法国尽可能少的支持,向俄国作尽可能少的进军,并要尽可能造成最少的伤害。”这样奥地利就能避免法、俄双方的侵害。1812年春,拿破仑统帅60万大军,远征俄罗斯而失败。法国从此一撅不振,大大被削弱。梅特涅在利用俄国削弱法国之后,企图维持新的国际力量“平衡”。当英、俄拉拢奥地利参加第六次反法联盟时,梅特涅不打算过分的削弱法国。他认为削弱法国将会破坏大陆的实力均衡,并为俄国建立霸权开路。法国实力必须保持既能抗衡俄国又不致于对奥地利形成太大威胁的限度内。 1814年10月1日,在梅特涅的多方协调下, 构建欧洲均势秩序的欧洲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梅特涅在会上施展他纵横裨阖、阴谋诡诈的权术。法国战败后,欧洲形势发生了变化,俄国、普鲁士的力量膨胀起来,它们分别对波兰和萨克森提出领土要求,这是奥地利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对他产生了威胁。梅特涅认为奥地利迫切需要英国人。此时,英国正担心因此而破坏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也反对俄国兼并波兰的野心法国也不愿意俄国称霸欧洲,反对俄国、普鲁士对波兰和萨克森的野心。梅特涅便立即拉拢英国于1815年1月3日,英、奥、法三国签订一个秘密军事条约,由于三国的强硬态度迫使俄国和普鲁士不得不让步。俄国没有完全达到目的。普鲁士也只得到萨克森领土的2/3。梅特涅这次成功地借用了英、法的力量,使之与俄、普对峙,求得了实力均衡。亚深会议后,梅特涅积极利用 “五国同盟”定期举行会议大力推行均势外交政策,以维持欧洲的均势状态。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均势的出现是以列国并存,大国争霸的局面为前提的,又是大国之间相互勾结达成的协议而导致的一种妥协。但妥协毕竟是相对的、暂时的,而斗争则是绝对的,永恒的。一旦时过境迁,利害转变,攻守易势,敌友替换,均势状态与格局就必然被打破,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对1820年爆发的西班牙革命、意大利各邦起义,1821年发生的希腊反对土耳其苏丹统治的斗争采取何种对策?英国为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几次“五国同盟”协调会议上,都不与梅特涅的力主政策合作,而另搞一套,或明或暗地支持这些革命和起义,以便为资产阶级寻找海外市场和投资场所创造机会。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和比利时“八月起义”的胜利,不仅冲破了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反动体系,而且打破了该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欧洲均势格局,出现了英、法两个君主立宪国对抗俄、奥、普三个专制君主国的局面,梅特涅的均势外交遭到致命打击,他预感到旧欧洲的末日即将来临。1848年是欧洲大动乱的年代,各国统治者自顾不暇,梅特涅在奥地利革命群众的讨伐声中下台。这既标志着他所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失败,也标志着他所执行的均势外交的彻底破产。此后不到10年,奥地利帝国就丧失了外交舞台的重要地位,退到与其国力相称的欧洲第二流国家的位置。?三、梅特涅均势外交的特点1.梅特涅均势外交的每一次行动都是 “权宜之计”,而不是长时期的外交政策。梅特涅的策略手段就极尽其反复无常之能事。?2.?梅特涅的均势外交总是小国和弱国作为大国搞平衡的筹码,任意宰割瓜分小国和弱国的领土。在维也纳会议上,波兰和萨克森成了大国辛卜偿原则的牺牲品。?3.?梅特涅均势外交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是削弱对方,增强自己称霸中欧的实力,结果在1813年还充当法国附属国的奥地利在维也纳会议后一跃成为欧洲的中心强国。?四、梅特涅均势外交的影响(一)由于梅特涅的均势外交使奥地利封建国家得以维系下来,精心建构起的 “梅特涅体系”使欧洲保持长期和平与稳定,所以梅特涅的均势外交对奥地利和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梅特涅均势外交对奥地利的影响:对于近代奥地利这样一个当时面积居欧洲第二的多民族封建国家来说,梅特涅的均势外交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梅特涅均势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建构和维持欧洲 “五强均势”来保住奥地利国家的生存和强国地位。在当时奥地利军事上屡屡失利的历史背景下,他的均势外交对国家生存和壮大所起的作用,相对于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以上目的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它体现出来的积极影响更为突出。没有梅特涅均势外交的灵活运用,就没有谁能把当时已经破败不堪的奥地利从面临分裂瓦解的危机中挽救回来,彻底摆脱遭遇法国继续侵略和奴役的危机,恢复奥地利多民族封建国家的正统统治秩序,缓和国内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在国内的有效统治。 “梅特涅体系”的建构还为奥地利创造了一个比较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奥地利进行当时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安全保障,确保了奥地利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恢复和壮大,并且较快地实现恢复奥地利在欧洲的大国之梦。梅特涅在外交上通过“神圣同盟”、“四国同盟”和召开国际会议等手段,努力维持着欧洲均势体系几十年,“既有四国同盟保护地缘政治上的安全,又有神圣同盟保护国内的安全”,从而扩大了奥地利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使奥地利保持它在欧洲的大国地位至少半个世纪之久。 2.梅特涅均势外交对欧洲的影响:经过艰苦地努力,梅特涅把欧洲国家的命运同他的均势外交以及通过均势外交建构起来的 “梅特涅体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所以他的均势外交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可以说是深远的。首先,由梅特涅推行均势外交所建构起的 “梅特涅体系”使战乱的欧洲长期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为欧洲顺利完成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提供了安全保证。3.梅特涅均势外交对世界的影响:为以后其他国家的外交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均势外交经验。以梅特涅为核心建起的“梅特涅体系”为大国一致协调、和平解决国际事务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法国外交家塔列朗、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英国的外交大臣卡斯尔累、和美国当代外交家基辛格都是继承和发展均势外交的杰出代表。法国外交家塔列朗在维也纳会议上从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既提出 “正统主义原则”,强调力量均衡的重要性,又挑起“反法同盟”内部的矛盾,使法国摆脱了战败国通常的命运,缓和了“反法同盟”的报复心理,从而在维也纳会议上保住了法国疆界。普鲁士 “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梅特涅有着相似的经历, 1859年出任驻俄大使, 1861年任驻法大使, 1862年升为宰相兼外交大臣,把持政权达30年之久。在位期间,他利用19世纪60年代欧洲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灵活运用外交手段,顺利完成三次王朝战争统一德国。之后,他在欧洲外交舞台上也是纵横捭闽,既选择适当的国家与之联盟,以壮大自己;又离间大国间的关系,坐收渔利。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累为抵御俄国的扩张,防止法国东山再起,在维也纳会议上提出尽快恢复“公正的均势”,为建构欧洲均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第56任国务卿基辛格,论证了在核时代“均势”将继续发挥作用, “均势”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并在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付诸实施, 积极推动尼克松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 对苏联推行 “缓和”战略,从而构筑了一个以 “均势”为基础的稳定的世界和平结构。基辛格以事实证明了均势理论可以运用于核时代, 可以用来解决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二)但是, 梅特涅的均势外交策略也存在很多消极因素。 1.梅特涅为追求奥地利的最大国家利益,在外交上表现出的阴险狡猾、诡计多端,既给他本人在奥地利和世界各国的声誉大打折扣,也体现出了当时欧洲秘密外交、阴谋外交盛行的时代特征。 2.由于长期推行 “正统主义”,借“合”封建君主制之“法”,来欧洲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以维持欧洲均势,无疑把刚从面临受奴役的危机中挣脱出来的奥地利人民推回到封建枷锁之中。忠实地执行弗兰兹一世的训示:“绝不允许再因外交上原因而削弱国内政治的枷锁”,严密控制国内教育,竭力钳制舆论,强化警察机构和间谍机制,来欧洲各国民族革命,维持欧洲均势,巩固奥地利哈布斯堡封建王朝的统治,“使奥地利统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无疑,这把刚从面临受奴役的危机中挣脱出来的奥地利人民推回到封建枷锁之中。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从经济的长远发展上来看,梅特涅的均势外交极力维护奥地利的封建统治,为了压制国内人民革命,他不仅控制人们的思想,还把工业企业看成是 “风潮的策源地”,极力阻止工业革命在奥地利大规模开展,严重阻碍了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以,奥地利在梅特涅任首相之后,经济发展速度赶不上法、俄、普诸强国,奥地利的强国地位因失去经济后盾不断下降,最后沦为欧洲二流国家。 在德国的统一战争中,奥地利由于经济实力不敌普鲁士,被普鲁士打败,没能争取到德意志统一战争的领导权,也无力继续维持欧洲的均势体系。五.梅特涅均势外交对中国外交的启示均势是一个含义模糊不清、内容丰富复杂的概念,但总体来看可分为两个范畴:第一,均势是一种国家体系或一种力量大致平衡的状态。摩根索认为,均势是指若干国家之间强权分配大体均等的实际状态。这是均势的客观范畴。第二,均势是一种对外政策或处理国际关系的手段。均势是维持国家权力平衡的一种对外政策,旨在防止一国控制并危害别国的安全。它以维持现状和不改变国际均势体系和格局为目标。这是均势的主观范畴。均势无论在主观上或是客观上,都将和我国的外交战略密切相关。首先,提高自身实力。均势外交是以实力为基础,没有强大的国力,便很难左右逢源。政治上,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解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热点问题;谋求多方位外交构建伙伴关系;扩大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经济上,积极融入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文化上,在“中华文明圈”的历史影响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全球文明的文化均势,在意识形态领域构筑“防护墙”。 其次,积极推行和平共处下的均势,促进国际体系的实力平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指南。然而,在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今天,只谈“和平共处”并不能有效的维护世界和平。和平共处靠斗争才能得来,当正义力量不能与非正义力量相抗衡时,求得某种均势是必要的。因此,只有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恰当运用均势的策略武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善于利用对手之间的矛盾,才能不断促进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再次,根据国情和国家利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中国既不能盲目地向西方优势地位挑战,又不能将自己置于西方体系控制之下。要善于利用西方国家的内部分化和矛盾斗争,通过利益驱使让自己占据有利地位。对于均势理论,我们应采取辩证科学的态度,既要为本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服务,又要反对西方大国均势中的霸权倾向;既要坚持坚定的外交立场,又要采取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用均势战略来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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